成都焦虑抑郁心理咨询|情绪困扰农民工，心理咨询室成为他们倾诉苦闷的新去处

情绪若得不到妥善疏导，不仅会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引发一些恶性斗殴事件。

7月24日上午9点，沈阳市农民工之家二楼东南角的一个房间里，一名小女孩正把一个缠着绷带的小人埋在沙土里，挖出来，埋起来，再挖出来，重复了很久；通风室内，伴着砰砰声，隐约能听到哭声，工人日报记者看到一名农民工戴着拳击手套，一遍又一遍地击打假人…………这是沈阳市农民工之家心理咨询室。“像我这样迷茫、陷入困境的农民工终于有地方诉说、缓解苦恼了。”吴秀芬告诉记者，这已是她第五次到农民工之家。这天，她是来表达感激之情的，拎着两瓶心理咨询和十几斤小米。

无处发泄我的痛苦

心理咨询室西墙边，摆放着两个十层的展示柜，里面放着指甲盖到拳头大小的上百个沙盘模型，有人物、动物、房屋、家具、食物等等，旁边的展示柜与隔壁的宣泄室墙壁贴合，上面铺满了宝蓝色的方形软垫，一个一人多高的塑料人体模型通过弹簧与底座相连，旁边还放着两副拳击手套，这些都是当年帮助吴秀芬的物品。

吴秀芬老家是辽宁朝阳松岭子镇，刚来到心理咨询室时，她表示自己充满抗拒，“谁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疾病？”吴秀芬说，2010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结婚了。“我老公每天工作忙，每当我抱怨，他就说我没用，只会唠叨。”

吴秀芬在外打工九年，吃尽了苦头。因为没有人倾诉，她总是把苦闷藏在心里。每天晚上，吴秀芬都孤独、失落，躲在被子里哭过好几次。吴秀芬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也曾向人诉苦，“但结果并不理想。”

和她一起生活的阿姨说：“你出来打工干嘛那么多事？打工辛苦，受不了就回家，你来这里干什么？”和她一起打工的姐妹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能听到吴秀芬在抱怨，也曾劝过她，但她听了一会儿就不喜欢了：“整天工作已经够累了，还要听她抱怨，听多了感觉人生没希望了。”

渐渐地，吴秀芬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把痛苦藏在心里。这也使她逐渐变得焦虑，容易发脾气，失眠。她几次因为分心而差点丧命。还发生了事故，严重影响了工作安全。

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吴秀芬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更多的时候只是将其归结为情绪、劳累甚至是命运的安排。不少农民工认为“睡个好觉，才是最好的睡眠方式”。其实，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妥善的疏导，不仅会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引发一些打架斗殴的恶性事件。

沈阳市总工会农民工部部长姜洋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沈阳居住着70多万农民工，为了让他们有个诉说和发泄的场所，沈阳农民工之家为他们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他补充道，2016年12月，沃尔曼职业心理健康中心入驻农民工之家，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现在还有资深沙盘大师、国际催眠治疗师、国际EAP咨询师等12名咨询师。

现在有人帮助了我，我感觉好多了

沈阳农民工之家心理咨询王冠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来咨询的农民工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地方。”他表示，一般情况下，心理咨询不会向农民工讲述自己的情绪，而是会用农民工生活事例，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绪。“我们总结了沙盘游戏、正念认知疗法、绘画疗法等，帮助农民工了解自己的特点，比如学历低、适应能力差、外出打工孤独等，这是一种排遣。”

记者注意到，小女孩还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挖土、埋葬小人偶，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没有抬过头。虽然注意到记者一脸的疑惑，但王冠却无意解释。耐心地问：“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受伤的小人儿，把她埋掉？”“因为小人儿很孤独，没有朋友，也没人喜欢她。”

“她被埋在沙里会不会不舒服？是不是应该找个朋友？”董博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帅气的男孩，放在远处……这个女孩叫董博，今年21岁，在沈阳一家食品厂上班。她所在的班组长是个帅气的小伙子。她表白后，班组长以她长得土里土气为由拒绝了她。这让她很自卑。王冠帮助无法表达自己的董博通过沙盘游戏得到解脱和决心。

来自安徽休宁县的20岁农民工王小山，总觉得自己被别人排挤，另一位心理咨询刘莎一直负责他的心理咨询。刘莎说，2013年，王小山从初中辍学，和表哥一起生活，来到沈阳打工，现在在方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做木工。他称，自己说话带有家乡方言的口音，所以老板很不喜欢他，工头也不愿意录用他。时间一长，王小山怀疑工头排挤自己，就请病假，工作上很被动，有时还会和工头吵架。“5月8日，他刚来咨询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刘莎说，“你有没有想过，工头怕你干不好，所以没给你分配工作？” 王小山突然抬起头来，说道：“你说领班不是想害我，而是不相信我的手艺？”当天晚上，他和领班谈心，才发现领班只是看他不积极主动，以为他不喜欢干活，所以很少给我分配工作。

王冠和刘莎告诉记者，在接收农民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低、沟通能力差，经常陷入固执己见甚至偏执的状态。“这不仅会伤害他个人，还可能影响到其他人。”刘莎说，其实不仅仅是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外出务工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让他们有合理的渠道宣泄、缓解情绪尤为必要。”

停止逃避，学会积极应对

“问题还是要自己去解决，但不会回避，不会过度应对。”吴秀芬说，接受5次心理咨询后，她最大的感受是，要从自身找原因。

她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今年5月来沈阳后，女儿经常一个人呆在出租屋里，一个月内哭了四五次。有一次，吴秀芬激动得打了女儿，但女儿却越发生气。经过4次心理辅导后，吴秀芬决定下班后多陪女儿。半个月后，女儿突然放下手中的碰碰球，抱住吴秀芬说：“妈妈，我听你的，沈阳太好了，我不走了。”当时，吴秀芬就放声大哭。吴秀芬说：“心理辅导真的起作用了，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处理女儿的感情了。”

王冠告诉记者，像吴秀芬一样从心理咨询中受益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但农民工心理咨询也存在参与度低、对心理咨询缺乏了解等问题。今年初，她曾想过举办一些心理咨询讲座，温暖农民工。一些农民工对心理咨询存在误解，认为只有精神病、抑郁患者才能来治疗，不把心理咨询当成排解情绪的途径；部分农民工自尊心低，戒心很重，感到被歧视，更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讲出自己的苦恼；大多数农民工工作又苦又脏又累，忙于生计，不会抽出时间去参加活动。

不过，王冠对农民工专业心理咨询项目还是很有信心的，目前已经有700多名农民工来到沈阳农民工之家或者通过“爱医客”电话进行咨询，他们打电话来，说明农民工还是有需求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认识到心理咨询的重要性，我们也能开展更多的活动。”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农民工名字均为化名）（原标题为《诉苦无门的农民工心理问题谁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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