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焦虑抑郁心理咨询|HIV感染者心理健康问题突出，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生率较高

杨桐桐、梁红玉、2严冬梅、刘焕霞、郭智慧、杨晓静、刘杰、何盛华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艾滋病（PLWHA）感染者的预期寿命越来越接近普通人群[1]，但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与未感染HIV的人相比，HIV感染者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更高[2-4]。我国HIV感染者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0.86%~81.5%。 13.9%～68.1%[5-7]。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不仅关系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治疗延误、依从性降低、治疗失败、HIV传播等事件[8]。本研究旨在了解四川省初诊PLWHA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及应对方式，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为该地区制定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策略提供依据。感染者。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信息

本研究随机选取2019年7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四川省3家医疗机构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HIV感染/艾滋病诊断标准[9]。 (2)诊断时间<3个月，年龄≥18岁。 (三)神志清醒者。排除标准：合并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或其他并发症。获得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本研究经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http://()注册。

1.2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感染者基本信息调查表》记录一般情况，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编制）、《焦虑自评量表》（自评采用“SAS”（WK Zung编）和“医疗应对模式问卷（MCMQ）”（H编）进行问卷调查[10]。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5份，有效回收率为90%。

1.3 观察指标

1.3.1 人口统计特征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工作状况、月收入、感染途径、HIV感染通报人数、发现HIV感染时CD4+计数水平、身体状况。

1.3.2焦虑、抑郁和应对方式的评估

SAS分数在50到59分为轻度焦虑，60到69分为中度焦虑，分数在69以上为重度焦虑。 SDS分数为53至62分为轻度抑郁，63至72分为中度抑郁，分数高于72分为重度焦虑。这是严重的抑郁；对MCMQ中的面对、回避、投降因素进行评分。评估焦虑评分>50分的受试者比例，并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评估抑郁评分>53分的受试者比例，并将其与国家常模进行比较；评估受试者的医疗应对方式 将对抗、回避和屈服因子得分与国家标准进行比较。全国常模数据参考《精神病评定量表手册》[10]（1993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4 统计方法

数据收集后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并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分别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统计特征

成都市115例，凉山州110例。男性占80.89%，中青年（18-55岁）占94.20%。成都市与凉山州受试者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工作状况、月收入、感染途径、通报感染人数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0.05），见表1。

表 1（续）

表 1（续）

表 1（续）

表1 四川地区225例新确诊PLWHA患者基本信息

2.2抑郁、焦虑和医疗应对方式量表评分

抑郁症状总体检出率为23.1%（52/225），其中轻度症状31例（13.78%），中度症状14例（6.22%），重度症状7例（3.11%）。抑郁平均评分高于全国常模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99，P<0.01）。成都市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凉山州，分别为32.17%（37/115）比13.6%（15/1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872，P=0.001）。焦虑症状总体检出率为11.16%（25/224），其中轻度症状17例（7.59%），中度症状8例（3.57%）。平均焦虑评分高于全国常模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324，P<0.01）。成都市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凉山州，分别为14.78%（17/115）比7.27%（8/11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210，P=0.073）。研究对象整体、成都市和凉山州的焦虑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研究对象整体及成都市的抑郁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研究对象整体来看，成都市和凉山州面临的应对得分低于全国常模，而产出应对得分则高于全国常模。整个研究对象以及成都市受试者的回避应对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四川地区225例新诊断PLWHA患者的SDS、SAS及医疗应对方式量表评分（分，±s）

表2 四川地区225例新诊断PLWHA患者的SDS、SAS及医疗应对方式量表评分（分，±s）

注：*成都地区SAS评分数据缺失1例。

项目区得分 全国常模[10] t 值 P 值 SDS 标准分 总体（n=225） 44.24±13.12 41.88±10.57 2.699 0.007 成都（n=115） 48.27±13.36 5.130 <0.001 凉山（n=110） 40.03±11.50 1.680 0.095 SAS 标准分整体 (n=224) 39.00±8.69 33.80±5.90 8.950 <0.001 成都 (n=114)* 41.49±8.85 9.270 <0.001 凉山 (n=110) 36.42±7.76 3.540 0.001 MCMQ 人脸响应总体 (n=225) 15.91±3.54 19.48±3.81 15.119 <0.001 成都 (n=115) 17.10±3.33 7.680 <0.001 凉山 (n=110) 14.67±3.34 15.110 <0.001 MCMQ 回避响应总体 (n=225) 15.08±2.63 14.44±2.97 3.680 <0.001 成都 (n=115) 15.82±2.86 5.170 <0.001 凉山 (n=110) 14.32±2.12 0.600 0.548 MCMQ 屈服响应总体(n=225) 10.51±2.32 8.81±3.17 10.978 <0.001 成都 (n=115) 11.07±2.54 9.540 <0.001 凉山 (n=110) 9.93±1.92 6.110 <0.001

2.3抑郁、焦虑症状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随着成都地区受试者数量的减少，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有所增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出现焦虑症状的比例较高。同性传播感染者出现焦虑症状的比例高于异性传播感染者。 CD4+ 计数较高。低 存在焦虑症状的患者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38、4.720、4.733、7.642，P=0.044、0.030、0.030、0.037），见表3。身体状况较差的人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CD4+计数较低的人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的焦虑症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601、5.793，P=0.031、0.043），见表4。研究总体来看：居住在城市、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感染通报人数较少的人群，抑郁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361、5.432、9.749，P<0.001， =0.020,0.021)。居住在城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固定工作、H IV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且CD4+：200-349/μL者焦虑比例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56, 10.952, 6.723, 9.627, 8.948, P=0.018, 0.001, 0.035、0.008、0.030），见表5。

表 1（续）

表3 成都市焦虑、抑郁单因素结果分析[例(%)]

表4 凉山州焦虑、抑郁单因素结果分析[例(%)]

表5 两地区合并后焦虑、抑郁单因素结果分析[例(%)]

2.4抑郁、焦虑症状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纳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工作、身体状况不佳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5.512，95%CI：1.341～22.666，P=0.018；OR=2.376，95%CI： 1.428～3.953，P=0.001）。高文化程度是焦虑的危险因素，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5.531，95%CI：1.174~26.062，P=0.034）。

3 讨论

HIV感染者焦虑、抑郁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11-12]，且新诊断的HIV感染者抑郁、焦虑症状更为常见。该人群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其中一半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大多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异性性接触是艾滋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 63.2%的人工作不稳定或没有工作，64.4%的人月收入低于3000元。元。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3.1%，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1.16%。抑郁、焦虑的平均得分高于全国常模，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4, 7]。成都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抑郁、焦虑评分均高于全国常模，且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凉山州；凉山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焦虑评分高于全国常模，但抑郁评分与全国常模无显着性差异。可以看出，成都市感染者的抑郁症状比凉山州感染者的抑郁症状更为突出，两地感染者的焦虑症状也更为突出。

被告知感染的成都受试者人数越少，他们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就越大。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性传播、CD4+计数<200/μL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症状，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3]。凉山州身体状况较差的受试者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CD4+计数较低的受试者更容易出现焦虑症状。这项研究表明焦虑症状与CD4+水平有关，而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状与CD4+水平有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14]。没有工作、身体状况不佳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经济压力、身体健康状况以及HIV感染本身给患者带来的多重压力有关；高教育水平是焦虑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患者的社会地位有关，对隐私暴露的恐惧与家庭成员支持度较低有关。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是抑郁、焦虑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2,5,15]，但新诊断的HIV感染者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率较低[16]，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艾滋病毒社会支持网络，关注并减少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压力来源[17]。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并与身心健康状况不佳有关[10]。本研究对象整体、成都市、凉山州的面部应对得分低于全国常模，回避应对和屈服应对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可见，该地区HIV感染者大多采用回避作为应对方式（凉山地区）（屈服的消极应对方式除外），需要加强疾病意识教育等，鼓励他们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HIV感染者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状况，揭示了该地区HIV感染者普遍存在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且常采取回避、投降的应对方式。建议在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诊疗服务的同时，关注其心理问题，对所有初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并提供适当的心理护理和情感支持。 。此外，通过消除或减少相关危险因素，可以降低HIV感染者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针对目前心理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的情况，有必要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在地区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设立心理咨询室，为感染者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表6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表7焦虑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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