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焦虑抑郁心理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抑郁症筛查引发争议，政策依据源于两部委文件

对于所有父母来说，仅仅想到他们的孩子可能会自杀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噩梦。

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一份针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卷，因含有大量“有自杀倾向”等字眼，引发家长的强烈不满和争议，青少年心理健康及抑郁筛查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此次事件的政策依据来自于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的文件。

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探索开展抑郁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高中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范围。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的通知》，提出每年对高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进行一次心理健康评估。

原本，这一全民行动是因为抑郁发病率不断上升且年轻化，希望尽早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干预援助而发起，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成为了一份自上而下的政策指标答卷。

“心理问题、精神疾病患者”与“青少年”的双重身份，让这项工作的专业性与难度加大，筛查诊断、陪同治疗、认知技术、专业伦理边界环环相扣，一步走错就可能“好心办坏事”。

我们在本文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灰衣孩子们试图张开双臂时，社会是否能够一个个地接纳他们？

筛查出了问题

11月16日，家长抗议活动开始在上海长宁多个中小学家长群体中迅速蔓延。

很快，浦东的一个家长群里就有人开始讨论：

“江苏路第五小学家长群昨晚疯了，所有孩子上周被塞了一张‘问卷’，有些问题是关于自杀步骤的具体描述，在未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对未成年人开放，仔细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

根据网上流传的“问卷”截图，屏幕上出现多道问题：过去一周，你是否开始写遗书？你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外部力量结束你的生命？

调查共设120余道题目，其中与自杀相关的题目有40余道，受访者为长宁区部分中小学生。

11月17日，一份以家长委员会名义递交至“长宁区中小学心理健康调查建议”的问卷被家长们指责，问卷中充斥着负面色彩，出现了“我恨我自己”、“没有人真正爱我”等问题，而且有40道题是关于自杀想法的，而这些题目直接翻译自国际通用的贝克自杀量表。

“这份问卷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咨询过专业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医生后做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对八点健康新闻表示，贝克自杀意念量表是针对有过自杀想法或行为的人群，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并有严格的说明。但现在却用在四五年级的普通学生身上，非常不专业，也非常马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科医生刘文娟也对八点健康报记者表示：“我看到问卷里有儿童抑郁量表（CDI）和贝克自杀意念量表，长宁区这次用的好像是多个量表混合的。”

另有上海知情人士透露，相关临床专家得知此事后，迅速向长宁区教育局建议暂停该量表测试。一位在长宁区某高中任教的心理学老师看到问卷后也觉得不对劲，拒绝发给学生测试。

11月19日，长宁区教育局反映已要求停止问卷调查，经初步调查，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及我局相关部门对问卷内容审核不严格，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长宁区为何要开展中小学生自杀、抑郁等心理健康调查?回过头来看，这是一起因误解政策文件而引发的自上而下的“乌龙事件”。

10月15日，教育部官网公开发布了一份《关于复议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3839号提案（教育类第344号）的函》（以下简称《复函》）。

《复函》发布后，被多家媒体解读为：“教育部称将把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内容”，引发舆论对“抑郁筛查”的热议。

八点健康报发现，《复函》中确实引用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2020年9月印发的《探索抑郁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但《方案》原文称，各高中和高等学校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范围，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予以特别关注。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接受抑郁筛查的主要对象是“所有高中和大专院校”，这也成为各机构开展行动的政策依据。

但复函引述：各高中、高校均设立心理咨询（会诊）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体检范围，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评估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特别关注。

一时之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抑郁筛查将被纳入学生体检范围，筛查对象将扩大至全体学生。

这一“误会”让长宁区陷入困境，并演变成一起引起家长和社会恐慌的筛查事故。

我们准备好对 8000 万名学生进行抑郁筛查了吗？

两份文件提到两项任务：一是将抑郁筛查纳入各高中、大学学生体检内容；二是每年对小学、初中、高中高年级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小学生1.07亿人，初中生4914万人，高中生4163万人，大学生4183万人。

考虑到不含小学低年级学生，此次活动覆盖儿童至少超过1亿，专业要求较高的抑郁筛查覆盖人数超过8000万人，规模和广度都是全球史无前例的。

但问题是，面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经济区域的人群差异，筛查活动能否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相应的专业基础和配套设施是否已经齐备？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青少年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发病率逐步上升，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26.4%的中小学生患有抑郁。

对于长宁区的问卷，杜亚松指出，很多“过去一周/一个月，你的经历如何”的问题，受访者往往以当时的心情来回答，这是由于引导不足、对题目理解不够而导致的错误使用。

“我们不能用这种短期的、阶段性的、暂时性的情绪状态去询问这些孩子今天是否有自杀的想法。”杜亚松说。

想要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光靠量表是不够的，情绪是时刻在变化的，尤其是孩子敏感的神经很难察觉，所以需要特殊的问询方式和适当的干预。

“学校和教育部门首先应该扪心自问，心理健康评估、抑郁筛查的重点人群是谁？”杜亚松多次提到开展心理健康评估的重要性，这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先例，但必须明确“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做心理问卷评估，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孩子的负面情绪，那你的出发点就错了。”

对高中和大学的抑郁筛查是学术界正在辩论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抑郁是诊断出来的，不是筛查出来的，任何问卷、量表都只能作为参考。”杜亚松强调，作为一种自限性疾病，抑郁的诊断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技术难度。

单单用于筛查的量表就涉及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长宁事件的闹剧源于量表设计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和论证，而如此大规模的青少年抑郁筛查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也值得关注。

“你有资格接受抑郁检查吗？筛查测试是否应该以疾病命名？这会不会成为一种歧视和针对？”采访中，多位心理健康专家向八点健康新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我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任何精神疾病，均需经患者知情同意，方可向他人告知。

显然，在课堂上进行真名实姓进行抑郁量表测试是不合适的。

这种普遍担忧的背后，是社会对抑郁认知不足的现状：人们难以以正常心态看待抑郁，甚至“避而不见”。相关专家多次强调，在进行心理健康筛查时，隐私保护至关重要。抑郁患者是一个容易被污名化的群体，人们对这种疾病普遍存在羞耻感，再加上青少年的特殊身份，更是敏感，这很容易对青少年抑郁患者造成二次伤害。

治疗服务尚未到位，副作用就已出现，这不是夸张，而是“简单粗暴”的大规模筛查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一刀切”之后本末倒置

儿童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他们往往比成人更早、更剧烈地感知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被排斥和孤立会让康复更加困难。

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也很难完全理解抑郁患者的真实情况，他们常常认为抑郁是“装模作样”，在校的青少年常常被认为“不想学习”或“心情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方案》指出：“各高中、高校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评估结果异常的学生予以重点关注。”

没有人知道“重点”是什么，也没有关于学校应该如何处理筛查结果的指导。

一年前《方案》发布时，“读果”平台创始人张锦撰文指出，“重点关注”可能是隐私保护、接纳、关爱、安抚、辅导、治疗等措施。但一些学校会不会给“考核成绩异常”的学生贴上隐形标签，在团体活动、考试资格、分数统计等方面单独划入一类？甚至会不会出现一些“重点关注”对象被劝退、被排除在校园之外的极端情况？

张锦担心，“经过抑郁量表筛查，一些人会被贴上‘抑郁’的标签，会自我暗示，变得多疑、紧张、恐惧；甚至实际上被排斥、孤立，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更不利。”

事实上，即使被诊断患有抑郁，青少年也很少愿意与周围的人谈论它。

《青春活下去》主创之一子野今年18岁。她告诉八点健康新闻，自己在初一时感到抑郁，三年级时被诊断为中度抑郁，进入高一后开始辍学。子野的初中班里，有6名同学相继被诊断出患有抑郁，但没有人互相谈论，其他同学也很少知道。“不是因为耻辱，而是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给和他们相处带来麻烦和负担。”

“如果有抑郁筛查问卷，我是不愿意实名填写、如实作答的。”子野的顾虑很具体，一份名为“抑郁筛查”的实名问卷，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就业？用人单位、社会机构会不会把档案结果作为固定标准或刻板印象？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李丽娟近两年针对青少年抑郁防治提出建议。她在接受政协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开展学生心理健康评估的学校都表现出“恐惧心理”：因为担心学生自杀，将孩子转入精神病院治疗，但治疗成功后，孩子很难回归社会和学校。

李丽娟还担心，相关政策出台后，一些高校难免会敷衍了事地执行。“我去过很多学校，很多学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室，甚至建起了很漂亮的心理咨询中心。但也有一些学校只存在形式，没有实质内容，这是很致命的。”

正如有焦虑的家长指出，上海是全国教育资源最好的城市之一，此次争议学校又是上海最好的小学之一，但筛选的第一步就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广大欠发达地区如何有信心？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姚贵忠对八点健康报记者表示，筛查首先要遵循无害化原则，保护筛查结果“有问题”的患儿隐私，然后再提供进一步的服务。他强调，“即便孩子患有严重的抑郁，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学校的管理参差不齐，一些老师对心理问题存在偏见，排斥心理问题。因此，一些学校可能只考虑如何维持学校秩序，而不是如何帮助这些孩子。”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抑郁症筛查本身并非目的，更重要的是发现有需要的孩子，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抑郁筛查不应该是学校急于完成的任务，其核心目的是发现有抑郁倾向的孩子，及时评估未来患抑郁的风险等级，并为有需要的孩子提供“隐私保护、接纳、关爱、安慰、辅导和治疗”。

理想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控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控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了解青少年的情绪状态只是其中一环，整个体系的建立无法靠一己之力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长期努力和持续的资源投入。

应对这一挑战无疑需要多方的参与。但当这一行动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时，如“上海长宁中小学规模事件”所表现的那样，当新的抑郁防治措施走进校园时，需要从问卷制定的初始阶段就落实教育、医疗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

在创办大儒心理之前，许开文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带领团队研发适合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量表。根据他的经验，本土化研究，开发符合文化、时代、年龄特征的量表，对提高量表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他建议，教育、卫生部门应该联手，邀请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共同制定标准的评估方案和操作手册。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干预中心副主任童永生对八点健康报记者表示，虽然相比临床中的互动访谈，量表上的回答问题显得有些“冷冰冰”，但正确使用量表可以提高抑郁防治的整体效率。“如果配套资源和措施跟不上，筛查可能只满足于数字的收集，这不是我们想做的。”

无论如何，学校评定量表不应该成为青少年抑郁唯一的预警机制。姚桂忠认为，提高抑郁治疗率需要提高公众认知，尤其是家长，他们是孩子最亲近的人。“通过社会教育和宣传，家长可以早期发现孩子抑郁症状，尽早带孩子就医，这应该是最广泛的一步。”

刘文娟认为，在进行筛查前，要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培训，让家长尽可能理解、配合，避免否认孩子的情绪问题，真正承担起孩子身心健康守护者的角色。她曾在门诊遇到过一位家长，对孩子手臂上数十道抓痕避而不谈，刻意否认。这种漠然，往往是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不足和恐惧。

如何帮助受困孩子走出困境？杜亚松指出，及早发现青少年抑郁，还可以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鼓励他们相互观察。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通过学校和心理老师传递给孩子。

杜亚松至今还经常提起七八年前的一次从医经历。

一位中学心理老师带了两个八年级的学生来诊疗，一个是抑郁症儿童，另一个是他的同桌。两人是很好的朋友。中午在食堂吃饭时，总会抢对方碗里的肉，谁多吃了一块，对方就立马抢回来。但最近两周，这位同桌发现，他的朋友突然不抢他碗里的肉了，而且被抢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

这种别人不容易察觉的细微变化，却在默契游戏中被对方及时捕捉到，这个信号被同桌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又传给了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带着两个孩子找到了杜亚松。

经询问，原来孩子父母已经吵了两个月的离婚架势，争论的焦点是财产怎么分，孩子谁来抚养。

“孩子因为家庭生活变故而出现抑郁，但还没有到抑郁的程度。”两天后，杜亚松把学生家长叫到门诊，家长听后意识到自己给孩子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当场表示“以后再也不离婚了”，孩子顿时哈哈大笑。

故事终于有了让人欣慰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一连串环环相扣的情感守护链——同桌的悉心照顾、班主任的细心照顾、心理老师的及时介入，最终将小男孩从抑郁的情绪中拯救出来。

这是由同龄人、老师、家长、医生共同构建的预防和治疗青少年抑郁的综合体系。

打开“潘多拉魔盒”不仅需要勇气和决心，还需要万无一失的准备。筛查青少年抑郁就像是解放这些悬在半空中的孩子。当他们开始坠落地面时，我们必须轻轻地、缓慢地、坚定地接住他们。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