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抑郁心理咨询|抑郁症患者问诊时间短、费用高，医生关怀缺失成普遍问题

1. 就诊时间短、缺乏关怀

在咨询过程中，抑郁患者小青和雨轩都遇到了排队时间长但咨询时间极短的情况。

小青被确诊为中度抑郁后，需要排队一周才能预约，在医院排队一个多小时，但医生的问诊时间只有4分钟。宇轩在咨询过程中也感到震惊。她的心理医生太忙，咨询了两三次就认不出她来了。

患者往往期待精神科医生的亲切关怀和深入沟通，但现实中医生却冷漠、机械，让他们感到“不受重视”。

整个问诊过程中，医生面无表情，几乎不看病人，这与病人的预想有很大出入。

2.检查费用昂贵

小青被要求接受多项检查，包括血常规、心电图、核磁共振、激素检查等，花费近2000元，远远超出了她的心理预算。

在豆瓣群讨论中，也有患者表示，做化验、抽血、心电图等检查要花很多钱，感叹抑郁检查这么贵，是自己“买不起”的疾病。

抑郁症患者担心检查费用，这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3.对药物治疗的抵抗力

患者更愿意接受心理沟通，但事实上，当他们到医院往往面临药物治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服药有很多顾虑，比如害怕被认为是精神病、吸毒成瘾等。拒绝服药在抑郁患者中很常见，而对药物副作用的恐惧让很多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机会。治疗。

比如，小青在会诊前想要的是“心理沟通”，而不是药物治疗。

很多患者一提到精神药物就会紧张。他们担心抑郁会不会上瘾，大脑会不会被药物控制，药物的副作用会不会太大等等。

比如，知乎上有网友透露，治疗抑郁花费很大，这也让年轻人对抑郁的治疗感到担忧。

事实上，精神科医生普遍反对“抑郁药会上瘾”的说法。抑郁药物的副作用远小于抑郁本身的危害。然而，患者的误解和担忧却让他们错失良机。治疗的最佳时机。

2、精神科医生的无奈

1、工作压力大

中国精神科医生严重短缺，平均每4万人只有一名精神科医生。医生单日问诊量超负荷，问诊时间有限。疲劳和无聊很容易被患者解读为“敷衍”和“漠不关心”。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约有3万名精神科专家，平均每4万人只有1名精神科医生。

近年来，抑郁患者数量急剧增加，位居所有精神疾病之首。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卢医生为例。 2018年前后，他的门诊量没有限制，单日门诊量最高可达150人左右。陆医生早上8点开始看病，晚上9点下班，除了中午20分钟吃饭和吃饭的时间。上个厕所，剩下的12个小时卢医生就用来救治病人。

毕竟每个病人只能分配到5分钟左右的会诊时间。就诊时间有限在公立三级医院的任何科室都很常见。

但对于抑郁患者来说，医生的疲惫和无聊可能会被解读为“敷衍”和“冷漠”，让他们原本敏感、深思熟虑的内心产生巨大的波动。

2.部门处境困难

精神科是医院中医师比例最大的科室，患者常常对咨询过程和治疗结果不满意。

医院领导对精神科态度矛盾，科室研发困难，医生收入低，患者满意度低。

成都某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刘医生透露，他所在的精神科是全医院中医比例最大的，因为笼罩在负面情绪中的患者往往对咨询过程不满意。和治疗结果。 。

不少医院领导担心，如果精神科扩大，医院就会挤满“精神病人”；如果不扩大，就无法满足上述政策要求。

因此，精神科的研发往往很难得到医院的支持，精神科医师往往需要“单打独斗”。

“想要，但不要太多”，体现了精神科在医院的尴尬地位。

真正让精神科举步维艰的是精神科的“贫困”属性——无法挂靠大型设备收费、住院率低。此外，近年来，医院药品零加成，“以药养药”收入受阻。于是，精神科就成了综合医院里“不赚钱却花钱”的科室。

这种情况也影响了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巨大的咨询量、比其他科室低的收入、低下的患者满意度，都在耗尽精神科医生的精力。最终，他们成了抑郁患者所说的“冷漠群体”。

三、抑郁诊治误区

1.抑郁的诊断 2.抑郁是躯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 3、治疗误区

1、治疗讲究“医亲心”

抑郁的治疗选择因人而异。正如《纽约客》专栏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摆脱抑郁》一书中所写，抑郁患者就像一个“飞镖盘”，在不断尝试药物的过程中。直到对症下药击中红心。每个病人的大脑就像一个极其复杂的超级仪器。由于人脑中有数百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有数千亿个突触。神经元通过特定的突触与其他神经元进行通信。即使两名具有相似经历和症状的患者也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

例如，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鲍爱民将其比作高铁网络，“如果上海站出现问题，那么所有与之相关的车站都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北京站的调整和完善肯定是无效的。如果抑郁针对的是北京站，那么在上海站就不起作用了。 “只是大脑比高铁网络复杂无数倍。

抑郁患者雨轩在求医路上跌跌撞撞，已经三年了。她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药物，不同的医生对她的治疗效果也截然不同。她的第一位精神科医生开出的药物收效甚微，而她的第二位医生开出的药物却让她感到非常平静和快乐。

这三年来，雨轩请了好几位心理医生。虽然报名前她会仔细核对对方的院校、资质、研究课题、专业领域，但还是避免不了坑。最糟糕的一次是，一个学医的医生说话随意，就像在“过家家”一样，让她很不舒服。幸运的是，宇轩在求医途中终于遇到了“对的人”。另一人是公立三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她每周都会到医生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咨询诊??所寻求治疗。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就像宇轩遇到的医生一样，能够指导患者梳理问题，起到“有所作为”的作用。

每次咨询，患者可能会讲50分钟，咨询师只讲10分钟，但他的话语会引导患者朝一个方向发展。每次都会给病人设定一个反思的话题，让病人去思考，慢慢地病人就会想通，开始接受我是谁。

对于抑郁患者的康复之路来说，“药物+心理咨询”是比较理想的治疗模式。抑郁就像退烧药。他们先稳定病情，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师来扭转消极的认知思维，打开心扉。

2、社会责任

对抑郁是全社会的责任。

首先，患者需要正确看待疾病，与疾病分开。

正如抑郁症患者余轩所说，有的抑郁症患者会把自己与疾病融为一体，永远无法摆脱。如果你能把疾病和自己分开，把它当作体内的良性肿瘤、阑尾、扁桃体，想割就割，想治就治，那就容易多了。

其次，全社会都应该关注抑郁，提高心理健康意识，只有在“问题”出现之前才重视起来。

抑郁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提高公众对抑郁的认识、消除对抑郁歧视和偏见、提供心理支持和援助服务等。

公共卫生策略在抑郁的预防和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制定并实施全面的公共卫生策略，包括早期识别和评估、心理干预和治疗、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以及加强抑郁的监测和评估。

同时，推动跨部门合作和社会参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媒体和公众也应积极参与。此外，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深入研究抑郁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加强抑郁教育培训，宣传抑郁防治知识和技能。

总之，抑郁的治疗不仅需要患者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抑郁患者走出困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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